在画家当中，如果不算梵高，很少有人遭受像米勒那么多的磨难了，也很少有人在如此漫长的煎熬之中恪守着自身的诚实、善良和信仰。惟一的例外是米开朗基罗，他与贝多芬一样，是人类永恒的大师，包括艺术与道德之师。
这里有一条历史金链：米开朗基罗的精神之火在近四个世纪之后点燃了米勒心中的烛光，而梵高在28岁才开始作画的时候，指导性的灵感来自于米勒《收割者》。他们三人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然而米勒和梵高不同，无论在精神或身体方面，他都是一个正常朴实的人。他说：“我生来是一个庄稼汉，至死还是一个庄稼汉。”梵高虽然也穷得要命，但那点微薄的钱投向了颜料、妓女和阿尔咖啡馆的夜晚里了。梵高一杯接一杯地喝苦艾酒，一支接一支地吸劣质香烟，在阳光灼人的正午画令人眩目的向日葵，一天画14至17小时。他把自己搞崩溃了，为了什么呢？“为了成为艺术家”，为了使他的画笔燃烧起来，去再现揪住他不放的白日黑夜出现在脑海中的那种黄颜色，也为了画出“能长出一百棵树的那一棵树”。这就是梵高。
而米勒是一个平实的诺曼底人，他生活在农人当中，他眼中看到的永远是人间的痛苦。当他坐在林间企图享受一点宁静的时候，背柴的农夫由小径蹒跚而来，米勒的泪水便随之淌下。他村里的神父曾对小米勒说：“孩子，你有一颗会带来许多苦恼的心，你将来不知道会遭受多少痛苦。”神父说对了，米勒在一生中都未摆脱痛苦。
米勒成年后，在法国巴比松大森林旁边的一所谷仓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种庄稼来喂养一堆孩子，拾柴取暖以熬过寒冷的冬天，其余的时间作画。在这间谷仓里他和家人度过了27年。27年的贫寒，对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是难以逾越的极限。在画完不朽名作《晚祷》时，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们只够二、三天的燃料了，不知怎样才能再弄到一点。”米勒是个慈父，他称自己的孩子为“我的小蛤蟆”。为了应付无法应付的生活，米勒不止一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穷，使米勒的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但还是穷得无法活下去。尽管《晚祷》在他去世不久就卖到了二十五万美元。
然而米勒不会自杀，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梵高虽然自告奋勇去比利时的煤矿中作牧师，但他并无任何神学知识，只是用自己的食品乃至衣衫送给贫苦者借以传道。米勒生长在严格的基督教徒家庭中。《圣经》是他终生阅读之书。《拾穗者》中第三个农妇，直起腰喘气的形象，《晚祷》中那个光头、双手捧着帽子倾听教堂晚钟的农夫的形象，正是米勒苦难的世俗生活和坚忍的宗教生活的写照。因而他笔下的色调永远是阴郁灰蓝的，不像梵高那么辉煌，塞尚那么鲜艳，修拉那么缤纷，提香那么华丽。米勒是上帝的领受凄怆之美的纯朴的羔羊，他一生也没背叛过宗教。
但是生活真理正是在这里令人惊异地被展示出来：米勒的《拾穗者》、《晚祷》被批评家认为是“鼓吹革命的呐喊”。米勒一辈子也没想到过革命，也从不呐喊，他能做到的只是忍受。压迫者把穷人忍受苦难的静穆看成了将要反抗的凶兆，而革命者又把如此沉重的苦难作为革命的基础。
米勒青年时期在巴比松作画时，听说母亲去世却没钱买火车票回家，他痛苦地流泪，“我被钉在岩石上，罚做无尽的苦役！”他从乡下第一次来到烟雾迷蒙的巴黎时，乡愁化为泪水涌上眼睛，米勒用喷泉的水泼在脸上，以避免自己可能的痛哭。这是一颗多么敏感多么善良的心！米勒童年的时候，一次和双亲在教堂作礼拜，一名湿透的水手闯进来，说帆船触礁失事了。人们来到海岸，见到桅杆和人在浪谷里忽上忽下，传出绝望的呼喊。米勒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场面：村里的男女老少跪在崖上祈祷的苦楚而又无望的面容，而格律希海岸的风像鞭子一样抽打他们。因而青年米勒第一次来到罗浮宫时，深深吸引他的是米开朗基罗痛苦而壮观的雕像。批评家称米勒在此“找到了灵魂的嘴，喂之以痛苦，滋生出美”。米勒自己说，“生活中快乐的一面从未在我眼前展现过。我所知道最快乐的事，是平静与沉默。”
读米勒的传记，我常常会仰起脸来，试图把眼泪憋回去。我感动的不是其苦难，而是米勒那忍耐的怦怦跳动的心。人们当然有权利从他的画中看出不同的东西，正如挣扎了一生的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安然皈依宗教之后，维特根斯坦却在一九四九年的笔记中写到这首交响曲的第一节含着对命运的讽刺。也许存在一种讽刺，就像米勒静穆疲惫的画面使人看了之后恨不能砸烂这个世界一样。然而贫困的米勒坐在林中的谷仓里，他亲密的朋友、哲学家卢梭给孩子们带来一些糖果，“小蛤蟆”们狂喜地跺脚尖叫，卷发披肩的米勒见此情景谦逊而感激地微笑着。
这是米勒，“庄稼汉的但丁，乡巴佬的米开朗基罗”。
写到这里，我想起马尔茨博士在《心灵控制术》中引用过的一则爱尔兰谚语：“如果上帝关上这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上帝为米勒打开的是贫苦之门，打开的时间过长，也许忘记关上了。但上帝没有忘记打开另一扇门，那是灿烂的、通向艺术神殿之门。
陆放翁有诗：“无涯毁誉何劳诘，骨朽人间论自公。”